周康王，周康王姬钊

（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夏朝的历史、西周的历史、《诗经》的历史文化就包含着许多历史之谜没能破解，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形成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实现可靠、可信、可证的历史研究结论，才能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完整地再现，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将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与中国现代考古成果相结合，综合《诗经》所保存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信息，一个生动、具体、写实的夏商周历史，自然会以完整的画面呈现在中华民族眼前。

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周族，是居于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古老部族，相传因“姬水”而得姓为姬，自称为“西土之人”。周武王在伐纣灭商的历史进程中，取代殷商王朝而建立西周王朝。做为“西土之人”的周氏族，以中国夏文化继承者的身份，以示取代殷商王朝的正统合法性，成为华夏民族新的统治阶级。西周王朝继承、传承、发展了夏王朝时期形成的夏文化，并确立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主导性与标志性。是什么历史文化因素，决定了居于中国“西土”的周王室，让当时的古代中国人民相信并确立了周王室夏文化继承者的身份与合法性？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国号为周，定都于镐为宗周。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在东方建立了东都为成周。宗周与成周，成为西周王朝统治的两个中心。从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表达的内容来看，宗周偏重于政治中心，成周更偏重于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周武王病逝，周公行政的七年时期内，周公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大部分时间在经营东方，加强西周王朝的统治。实现了西周初年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成康之治”，成就了西周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

周成王、周康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五经”之首《诗经》文化大发展时期。《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从《吕氏春秋》与《史记》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唯一的、明确的历史史实：《诗经》之开篇“周南”“召南”，来源周公召公采风于淮夷大禹建功立业的涂山氏族地区民歌；“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历史盛况，是周公对淮夷涂山地区氏族部落的和谐民族统治景象，是大禹所建立夏王朝地区的夏文化复兴图景。

周公东征在“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取得对淮夷的控制权后，继承周武王的遗愿，将殷商王朝统治淮夷地区的“商奄”城邑，经营为西周王朝统治东方地区的东都成周城。西周青铜器【何尊】记录下这一历史：“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决定在“大邑商”商奄建立统治中心，让新的王朝国家统治下的人民能够“民和睦”，实现民族大团结“兴正礼乐，颂声兴”。周公为了实现周武王的既定国策，在代周成王行政、经营成周城时期，写下了《诗经•民劳》传之后世，叮嘱西周王朝的王公贵族对待东南地区的民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周武王之所以要居住于此，经营为东都成周，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让天下人民幸福、夏文化复兴，实现民族团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在周公七年行政制定的“民劳”政策指导下，经过周成王、周康王的不懈经营，终于实现了民族大团结的“民和睦，颂声兴”的“成康之治”盛世局面。那么，为何周公东征的是淮夷，并在南方的淮夷涂山地区经营东都成周城，并建设经营新“中国”？这一历史结论可信可靠吗？《礼记·乐记》中所记录孔子对西周初年历史过程进的记述，给了我们明确答案：“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武王的功绩不仅是灭商，更主要的功绩是经营南方，开拓南方疆域，将南方纳入西周王朝统治的疆域。为此，在南方设立统治中心管理东南地区，是西周王朝建立的必要措施，才有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所记录周武王的国策“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周康王做为周武王、周成王的继任者，是一个守成的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周武王、周公、周成王的既定国策，成就了西周的鼎盛时期。青铜器【何尊】的制作年代，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应为周康王时期器物，而非周成王时期器物。也就是说，【何尊】铭文所记录的事迹为周康王的历史，其中所述为周康王的原话教诲“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从中也可以看到周康王在成周的励精图治，巩固东南地区，开发东南地区疆域的努力。

“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史记》对周康王一生记录下如此简约介绍，《尚书》也只留下周康王的《康王之诰》《毕命》两篇，使得我们对周康王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多的了解。

《尚书·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 郊祀，古时帝王在郊外祭祀天地；成周郊，周王在成周郊外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周康王命令毕公，以成周之众保障周康王在东都成周郊外举行祭祀天地大典的胜利举行，以纪念“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的丰功伟绩。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可见周康王在宗周丰交付给毕公的任务，与周公东征淮夷时的目的地相同、任务相同。也就是说周康王“成周郊”的地点在淮夷，需要毕公先行淮夷之地，“以成周之众”，保障周康王“成周郊”“东郊”大典的圆满举行。周康王“成周郊”“东郊”大典的举行，也成为“成康盛世”的标志，时间在周康王十二年六月。

周康王在康王五年时“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后，于康王十二年再次跋涉千里来到淮夷地区的东都成周，举行成周郊祭大典。对于这次郊祭大典的盛况，史书没有记载，也成为许多中国历史之谜之一。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承不断的民俗文化，却为我们记录下这一中华盛世大典，而且是以周康王的第一视角、以周康王的文采记录下这一历史瞬间：

《诗经•信南山》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根据最权威最可信的中国历史研究新成果，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位于淮夷地区大禹治水的淮河之滨涂山之北的四方湖古城。当年周公召公采风于涂山而为“南音”成为《诗经》开篇“周南”“召南”。涂山位于成周四方湖古城之南，而称之为“南山”；涂山，因为大禹治水“禹会诸侯于涂山”闻名于世，而称为“维禹甸之”；“畇畇”土地经垦辟后的平展整齐貌，“原”，广平或高平之地，“隰”低湿之地，“畇畇原隰”淮河涂山地区，因为大禹治水的功绩使得低湿之地也成为平展整齐的富饶土地；“曾孙田之”周文王的曾孙周康王把它开垦为丰产的良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周朝的疆域我自己来治理，将我东南地区的土地变成我周王朝富饶的农田生长百谷，让人民安居乐业。

可以说周康王《诗经•信南山》的开篇，将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的地理位置交代得非常清楚，位于大禹治水涂山之北，广袤的平原与低湿之地是其地貌特征。因为周康王为承周文王之业，自称为“曾孙”也只有周康王本人可以如此表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进一步表明了《诗经•信南山》的主人翁身份，也只有周康王本人可以这样理直气壮、恰如其分地将西周王朝的疆域使用“我疆我理”来陈述。在等级森严，讲究礼制的封建社会，身份的僭越是最大的叛逆，不会有任何人敢僭越身份给人留下把柄。也只有周康王或周王可以如此光明正大地将“我疆我理”写入《诗经》篇章。“南东其亩”如果改为“东南其亩”，可能更容易被现代人所理解，但却失去了《诗经》的诗意韵味。“东南”已经成为现代人的表达习惯，特指中国的东南地区，“南东”的表述已经不为人们所理解，但对诗文写作有所造诣的人的来说，“南东”与“东南”的，意义相同，“南东”更强调的是南方，更偏重于“南山”周围。

“疆埸翼翼”“疆埸有瓜”诗文与“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交相印证，说明了周康王举行郊祭的地方为西周王朝的南方疆域，而非宗周或洛邑。宗周或洛邑，在西周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疆场”来表述，否则就贻笑大方了。即使今天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如果用“疆场”来描述定义宗周或洛邑，不是词不达意就是别有用心。而东都成周位于淮夷之地，用“疆场”来描述成周四方广袤的平原田地，却是恰如其分、符合历史的表述。因为从周公东征开始，征伐淮夷之地就是周王朝京师的主要任务。西周时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反复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曾孙田之”“曾孙之穑”“曾孙寿考”反复表述了周康王不忘继承周文王的基业，勤勤恳恳地经营成周“南国是疆”的伟业。周康王以周文王“曾孙”身份，突出了周文王为西周王朝所奠定的丰功伟业，表达了对先祖的崇敬。这也是周康王在成周举行“成周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的主要目的。同时，周康王“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与来自东南夷地区的夷宾同饮同食，同欢同乐，共同祭祀周文王，纪念西周王朝的虽然“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盛世华诞太平盛世。

因此，《诗经•信南山》的诗文，不仅表明了其作者为周康王，也明确了淮河涂山为“维禹甸之”的“夏之兴也以涂山”的历史真实性，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位于“南国是疆”的淮夷之地四方湖古城。西周王朝在东都成周“维禹甸之”之地四方湖古城或涂山举行的成周郊祭，将“西土之人”继承大禹之功业，传承夏文化的国策，昭告天下，才有了《尚书•毕命》的传世。（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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