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电子书，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

1979年，张五常到广州游历。这一路上看到了酒店工人的懒散；高级官员连签证和护照的区别都不知道；与香港商人谈判的负责人什么都不懂；官员的官衔五花八门，外国人要靠干部到场的先后才能辨别他们官阶的高低。

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不管怎么走，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也就是教育问题，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45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这就造成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要比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严重得多。

1979年..产的公交车

这一年，..在全世界寻找可以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他目光看上了同是东亚地区的..。这个“二战”的战败国以其倔强的国民性和现实的公司成长战略，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

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从家电、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几乎都是风靡全球，举世无敌。而..公司的管理经验也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在刚刚改革的中国，..也把..当成第一个学习的对象，态度也特别的诚恳谦逊。而这也诱发了..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情，在中国的第一轮引资开放中，..公司表现的扩张心最强，这也使得..的商品在中国风靡了整个80年代，直到现在，..商品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也是高质量的代名词。

也正是这一年的5月，..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首钢的周冠五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在当时纪律涣散、动力全无的中国企业界的确让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

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的恢复了，工人的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于是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的头三年，首钢的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增长34%，而到了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

这个增长业绩也让全国产生了幻觉，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只是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然而实际上，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只这些。

周冠五的改革其实就是在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争夺企业的管理权。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行业，企业内部机制也渐渐改变的情况下，首钢的效益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然后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也越来越大，矛盾也越积越深，在1986年更是和北京市财政局正面硬刚，最终还是已经成为全国改革任务的周冠五给..和..写信，将情况说明以后才得以解决。

也是在这一年，日后大名鼎鼎的蛇口工业区开建了。据当时的招商局的董事长也是蛇口工业区的构想的发起人袁庚回忆：“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飘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了，迫于无奈之下，年轻人只能出来闯荡。

蛇口工业区从设想到行动，前后仅三个月，这速度在当时体系下实属罕见。这个特区既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纳入国家计划，除了袁庚争取到的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

于是，他走遍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前后两年，招商局借了15亿元，并用这笔钱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而且他简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就搞定。很快，蛇口就成为了全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纷涌入，才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就已经超过百家，让这个仅有2.14平方公里的沙滩顿时变得热闹非凡。蛇口开发区筹建仅仅半年后，深圳特区也开始建立了。

1979年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那就是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返乡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工作，他们要生存，这是一群精力旺盛、自认被耽误青春、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人，却又没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干的庞大人群，一些小型的骚乱在各地此起彼伏。这个时候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的无业知青等等。..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而政府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个体经济，就在知青集体返乡的当月，中共中央、..迅速批转了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等到这一年的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性此时被确定下来了。而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需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

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傻子瓜子”，因为《资本论》里面做出过那个著名的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而随着“傻子瓜子”生意越来越好，他的雇工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个。这就给全国的理论家们出了个难题。

说傻子是资本家，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在现实的面前，生搬硬套理论的尴尬出现了。如果傻子瓜子被处理了，那民营企业还如何发展得起来呢？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人以下吗？

这并不是孤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经从一个理论问题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直到1982年，傻子瓜子的雇工已经达到了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也超过百万了，但是关于雇佣多少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仍在继续。最终..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会上建议对民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然后就暂时停止了争论，而真正在政策上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

现在一提到广东东莞，还是会有很多人会露出不可描述的表情，但其实这个城市在成为“性都”之前和之后，一直都是世界工厂的存在。有数据显示，现在全球平均每5个人，就有1人穿着东莞制造的毛衣，全球每5部手机，就有1部产自于东莞。

从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当年的偷渡客从香港回来东莞开办小工厂，他们办工厂的形式被当地人称为“三来一补”。也就是工厂的产品样式、原料和设备均由境外运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由内地劳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这一年，东莞县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的机构，宣称“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这多种原因使得这个原本的小县城变为了现在的世界工厂。

在经过几十年的物资匮乏以后，中国制造的各项指数开始疯狂增长了，从麻布口袋、白炽灯泡到摩托车、电视机全部增速夸张，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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