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驱逐元朝势力于塞外以后,最大敌人仍是蒙古,后者保持巨大的力量,谋求复辟南犯。洪武永乐年间,明军深入朔漠,攻击元朝残余力量,同时逐步建立起沿着塞北与内地之间的北边军事防线。其西端在历史上著名的要区河西,明朝在这里陆续建立军事卫所,计有嘉峪关以西的七个羁縻卫,和嘉峪关以东(关内)河西地区的西番诸卫,仰赖这条南依雪山、北面瀚海的漫长沃野地带(),构筑起北拒“胡虏”,南抚“西番”,维系西域及其以远往来明朝的通路,目光可谓深远。这个地区设为陕西行都司。按照当时的看法,“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因之同时期在四川省西北部也设立军事卫所,控制西番诸聚落。
隆庆和议(1571)之后,从宣大甘肃沿边到西海,蒙汉关系一般是友善太平的。万历九年俺答去世,西海地区蒙古主导者易为河套(ordos)火落赤(),局势重新动荡起来,万历十六、十七年,明朝前线有三员大将被杀,举朝震动,认为蒙古将进攻关陇,皇帝乃委派兵部尚书郑洛(1530—1600)前去解决。郑洛(《明实录》写作郑雒)先后在宣大山西担任巡抚和总督,了解右翼蒙古,并结有很深的交情,文武兼备,精通边务。
郑洛经略陕西四镇始于万历十八年十月,次年十月结束。他受命后兼程抵达兰州,又进驻西宁,沿途调查,并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两项重要原则:一是注重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卫,重建明初河西走廊“南番北虏”格局,为此驱逐归化城与河套来的蒙古,使各归故地,二是要“收番”,即把沦为蒙古役属的诸番聚落招抚回来,妥当安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目标集中于西海地区。故经略陕西,重在西海。
当时郑洛密集报告西海四境“番虏”情况,事后也有所回忆,其用语显示乌思藏地区的称谓早已多样化。首先,藏、乌思藏、..三个名称交替使用。
夫茶禁严矣,各番赴藏受戒,如..之赴京求官,禁之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则入藏捷径。番利虏途,虏利番货,故群虏之恋恋海上者,虏视番为可劫之人,番畏虏为截路之盗。此而不议,则番必入藏,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则必借路海虏。若无法以防闲,则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虏?
近据西宁兵备道按察使石槚呈为乞恩讨路以便赴藏受戒事。准西宁游击鲁光祖、碾伯守备祁德手本,查得西宁境内住牧熟番僧人,未款之前,有去乌思藏受戒者,俱将番僧名数,并随骑马匹行李等项,赴本道告明,一面转呈甘肃抚院,一面本道查给执照,经由四川内地入藏,回从原路归巢。自虏款以后,番虏交通,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今番僧班着儿坚昝、札思巴坚错等,欲由前路,缘近日经略部院招番杀虏,各怀雠衅,难以前往,告要照依先年旧例,经由四川入藏,似应准从到道,案照转呈到臣。臣切以为群虏占据海上,非独便利水草,实是垂涎番货。盖番僧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必经虏巢,经虏巢必供虏货,故..之氆氇(phrug)宝刀,诸番所有,虏即有之。今欲断绝番虏交通,而犹容其经由旧路,则势必连结,是两河之患无已时也,此安可以不议也?合无备行督抚,细查往例,如该道所呈,有则修复,容其给引,永绝番僧通虏之虞;无则该镇别为长计。若番不由海,不惟绝交构之嫌,且使虏无所利于番,亦难久居于海矣。
这里议论番僧前往乌思藏受戒一事,交替使用“赴藏受戒”“去乌思藏受戒”的说法,又有“入藏捷径”“直赴..”“经由四川入藏”之语,显然,乌思藏、藏、..皆可指称乌思藏地区。
当时郑洛的助手万世德写于前线的信说:“今把酋(barqu)乃永绍卜(yüngsiyebü)一枝耳,松山为我儿秃厮(ordos),火酋()为多罗土蛮(doloγa tümen),盖风马牛不相及也……及火酋利藏僧之买路而道之行,把酋利藏僧之囊橐而御之路,又构不解之隙矣。”正可与郑洛报告中“藏”字的用法印证。
又有值得注意的是,“乌思”一称,也指称..。
臣乃鼓舞番族,多方作用,张声挞伐,谓将三路出兵,一由河州,一由洮州,一由西宁。大兵将至两川,擒捕首先逆虏。又发露布于松藩,以防乌思之逃遁;传羽檄于川蜀,以遏大山口之冲突。乃火、真两酋,自知罪大恶极,恋住不能,跳梁不敢,计穷力屈,遂夜弃两川,渡河北遁矣。
辱远教惓惓,知永邵卜已遁乌斯,火真两酋潜伏盐池。青海波澄,湟中烽静,良足为快。
青海曾潜迹,乌思欲远羁(行间注:虏离两川,遁之青海,且侦我消息,欲远遁乌思矣)。
以上是说郑洛驱逐火落赤、真相二部落离开西海的计策和结果。
对照张问仁的事后追述:“诸夷既归,火、真必欲作螳螂当辙状。公(郑洛)乃分布兵势,大举出塞,河东兵自两川而进,扼其南奔;甘凉兵自扁都而进,防其北溃;骁将雄师数万众,公自统之,由西石峡出海上。五路并进,千里穷追,而火、真诸酋,业当未事,远遁于乌思藏之间矣。”再对照经略结束后,郑洛提出今后如何保持西海无“虏”的第八条办法:“夫甘肃道断,则海虏势孤,固不必于轻动大众、穷兵追剿也。然恋牧日久,则狎我疏防,部落零星,可施剿矣……于时再入莽、捏,则畏我师之袭击;远由川底,则畏瓦虏、回夷之堵截,势不得不远遁乌思藏中,庶几乎西海可廓清也。”这样来看,“乌思”也可指称乌思藏。
郑洛对于“乌思”的地理方位记述甚为详细,“西宁行百里许而出石硖,即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为青海。青海周围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盐池,西南则通乌思..,西北则通瓜沙哈密。皆其可去可来之地、可牧可猎之区,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又有“盖大海以西,至于大小盐池;又西北至于哈密、赤斤;又西南乌思..。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野牛野马,易于打猎。而..之宝刀奇货、氆氇皮革,服用所需,种种皆西海所有,而北塞所无也”。因而,“乌思、..”乃是同位语,“乌思..”之意,不是两地。这么写是为了前后行文对称,求得修辞效果(大小盐池,乌思..,瓜沙哈密,哈密赤斤)。翻检当时奏疏文集和《明实录》,知道“乌思”是乌思藏简称。其实只会如此,因为当时不知道“乌思藏”在藏语里是两个词,可以拆开(乌思+藏,藏语)。
西宁、西海与..的空间关系,清代方志描述一如明代,可以印证。如《秦边纪略》谓西海“在西宁之西,其周千里……环海之地,广野弥漫,其西北一隅咸沙碛,不长寸草……其南则可达松潘茂州,其东则至西宁河洮,其西则通西域各国,哈密、金山、乌斯藏尤近;其北热水、祁连诸山。”行间注释重复道:“青海在西宁西四百里……哈密在西北,金山即沙陀,在海之西……乌斯藏在西南,今..喇嘛所居。”
归纳以上所考,至迟万历年间,乌思藏之地拥有多种称呼:一是乌思藏(正名,旧名),二是藏、乌思(简称),三是..(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