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是什么时期（毛公鼎是什么时期的典范之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镇馆之宝，分别是毛公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就青铜器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实属“举世国宝”、“国之重器”。

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两耳高耸。从高度大小看，毛公鼎算不上一口大鼎，之所以尤为珍贵，在于其腹内铸有一篇现存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铭文。

这篇铭文被后世称为《毛公鼎》，全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个篆书文字，是一篇完整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重臣毛公的策名辞。铭文说，周宣王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名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为了感谢周王的重托以及赏赐的酒食、舆服、奴隶等，特铸鼎纪事，并嘱托子孙永保永享。

对于这篇铭文，历代史学大家皆认为它是绝无仅有的周朝“庙堂文字”，其史料价值，抵得过一篇《尚书》，其书法艺术价值，亦让自晚清以来的书法大家发出了这样的赞誉，“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让世人唏嘘感叹的是，比起另两件青铜国宝，自出土以来，毛公鼎所经历的沧桑辗转都是最具波澜，最为壮阔的，甚至有许多人讲，毛公鼎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亦如一部晚清至民国的国运沉浮录，这是使人凝视，引人深思的。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据陕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馆研究员贺世明考证，毛公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庄白村出土，发掘者是董家村的村民陈春生。毛公鼎出土的地方，历史上被称为周原，是周人兴起的地方以及灭商后的都城。据史学家推断，西周灭亡之时，周贵族纷纷逃亡，许多青铜重器来不及带走，仓皇之际便匆匆埋在了地下，毛公鼎想必就是如此。

村民陈春生掘出这一西周宝鼎后，由于不识宝，在家放了一些年头后便将宝鼎当作废铜卖给了一个收旧物的货郎。货郎也不识宝，之后又将宝鼎专卖给了西安北大街的一家旧货站。

旧货站收到这件宝鼎后，亦当成破铜烂铁对待。就在旧货站准备销毁重铸时，一位流连在旧货站寻宝的古董商人，火眼金睛，及时看出了这件“破铜”的不一般。

这位在旧货站寻宝的古董商人名叫苏亿年，是京城琉璃厂古玩铺永和斋的二掌柜，其兄苏兆年则是坐镇永和斋的大掌柜。

苏亿年以二十两白银从西安旧货铺截下宝鼎后，因为吃不准，便给永和斋的老主顾陈介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亿年详述了宝鼎的形状、文字、花纹、色泽以及来历。陈其祺看完信，觉得苏亿年所得极有可能是一件宝物，于是立即回信，要苏亿年赶紧运来京城，他有意要买。

陈介祺是当时京城著名的金石大家，此人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家学深厚。他对金石收藏考释极为钟情，曾不惜耗巨资在家乡潍县造了一栋“万印楼”，楼中藏有他多年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万余件古物珍玩。

毛公宝鼎出世前，陈介祺曾多次从苏氏兄弟手中购藏过青铜器，其中就包括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天王簋。因为是老主顾，大主顾，陈介祺与苏氏兄弟有约定，若苏氏兄弟新得青铜器，必先送他过目。只有他无意购藏，方可售卖他人。

那时候的古董铺子是讲规矩的。苏亿年将毛公宝鼎运进京城后，没作多想，立即邀请陈介祺前来鉴赏并商议购藏一事。

陈介祺见到宝鼎，大为惊叹，再一鉴赏宝鼎腹内的铭文，当场断定此鼎乃自宋以来惟一的周器。

当时的陈介祺财力并不雄厚，但最终他还是凑出一千两银子，将宝鼎购藏下来。将毛公宝鼎运回京寓后，陈家老太爷陈官俊见了也是大为惊叹，当晚便派车请亲家翁吴式芬到寓鉴赏。吴式芬赶到后，陈家立即紧闭两道门，而后三人在后堂密室中，先是观摩了半夜，而后又拓了几份墨本。那时，陈家拓出来的都是条子式，不是后来的全幅靴形式。

拓完那几份墨本，陈介祺立即将宝鼎埋藏于寓所地下，就是那几份墨本，见到者也只有寥寥三四好友。

陈家严守着收藏毛公宝鼎的秘密，但永和斋苏氏兄弟还是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一时间，京城金石藏家们纷纷翘首，想一睹宝鼎的真容，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晚清的名臣，曾救过左宗棠一命，后来获赠大盂宝鼎的潘祖荫。

然而，即便是潘祖荫登门，陈家端出的依旧是闭门羹。

众人见宝鼎真容难觅，转而寄希望于能看到宝鼎拓本，但陈家对此也是吝啬得要命，以至于后来有不少人怀疑毛公宝鼎是否真实存在。

晚清另一大家吴大澂就曾写信给陈介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

对于老友的质疑与请求，陈介祺从来都是“沉默是金”的态度。

几年过去，陈家老太爷在京城去世，陈介祺为了低调收藏毛公宝鼎，干脆辞官回到潍县老家，并将宝鼎深藏在卧室的一个大柜子里。

在毛公宝鼎秘不示人，仅有极少拓本流传在外的那一时期，也有人站出来质疑所谓毛公宝鼎根本就是赝品，其中叫嚷最凶的是晚清另一位名臣，张之洞。

面对质疑，陈介祺还是那样，以沉默炼金。

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自知大限将至，给子孙留下遗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念经信佛。

定此“三不”，陈介祺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平淡安然地做学问，保护好陈氏传家之宝毛公鼎，不使其从陈家散失。

也许是太珍爱毛公宝鼎了，陈介祺出殡时，陈家按照他的遗愿，做了一次破格之举，将毛公宝鼎和后来被..人夺去的十钟，作了抬供，在潍县..街市，大摇大摆地外露了一回。

都说国之重器，私藏视为不祥。

陈介祺首藏毛公宝鼎，此种说法尚没有明显的体现，但自从他出殡将宝鼎外露后，此种说法似乎就越来越厉害了。

陈介祺死后，陈家分家，其生前所藏由三个儿子分去，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宝鼎等古物。陈厚滋得到宝鼎后，谨遵父嘱，少言慎行，对家藏毛公宝鼎始终守口如瓶。

可是，得了宝鼎的陈厚滋不长命，大概不到十年的工夫，人就死了。

继陈厚滋之后，得到毛公宝鼎的是陈家的不肖子孙，陈厚滋的次子陈陔。其父陈厚滋死后，陈陔就违背”不经商“的祖训，陆续开设了钱庄和药铺。

陈陔经商时，有一密友叫陈芙珩，为了显露家有厚底，交往时他泄露了家藏毛公宝鼎的秘事。陈芙珩得知后，便将此事告诉了时任左都御史的父亲陈子久。这陈子久乃官场一阿谀奉承之辈，因为知道封疆大吏当时的直隶总督端方爱好金石收藏，后来他不仅将陈家秘事告诉了端方，而且献媚说，他可以设法游说让陈家让出毛公宝鼎。

端方得知此等好事，表示愿出万两白银，求购宝鼎。

陈子久说，据他所知，这陈陔早有谋官之想，如果总督大人在此处做一笔文章，此事必成。

端方听懂陈子久话中意思，当即点头一笑。

此后，陈芙珩遵照”奸父“之命，游说陈陔将毛公宝鼎转让给端方。起初，陈陔对端方开出的万两价码并未动心，但当陈芙珩跟着拿出端方那一纸湖北银元局的委任书后，陈陔激动不已，随即调入了陷阱之中。

以万两白银加那一纸委任状，将毛公宝鼎转让给端方后，陈陔满心期待地赶到湖北银元局就任。谁曾想，到了湖北后，陈陔久等任命而不得，径直去银元局一查问，这才发现端方所拟的那一纸任命书用的竟是一枚闲章，在官场上根本没有效用。

得知咬饵受骗，又深感违背了祖训，从此陈陔郁郁寡欢，陈氏家业从此也快速地败落了。

端方以不义手段得到毛公宝鼎这一年，是宣统二年（1910年），让世人感到惊愕的是仅仅过了一年，端方就遭遇了泼天大祸。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十八日，端方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随后，端方因欲与湖广总督瑞澄争功，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从而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

同年九月七日，成都发生血案，四川局势濒临失控。为了挽救危局，九月十日，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并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以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

封疆大吏统兵途中被杀，在任何朝代，这都是极少能发生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很有一些能力的端方身上，十一月二十七日，端方所率湖北新军行至资州时突然发生哗变，端方弹压不得，当天就被新军斩杀，与端方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亲弟弟端锦。

端方被杀后，身后之事更是悲惨。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十日晚七时，端氏兄弟的头颅，被放于装满洋油的铁盒中，由重庆民军代表李某押解上船，运抵武昌。武昌都督黎元洪后来下令，将端氏兄弟头颅游街示众。据说那一日，武汉万人空巷，皆来围观端方人头。

端方被杀后，堪称晚清一豪门的端家随即陷入落魄境地，其后人除了吃喝嫖赌外无一能事，只能靠变卖家当为继。到了民国九、十年间，端家后人迫于生计，以三万两白银作价，将毛公宝鼎典押给了天津俄国人开设的华俄道盛银行。

据说，端家落魄之时，曾以昔日的联姻约定向袁世凯求援，但袁世凯却不敢接收端家相赠的毛公宝鼎。

在时人看来，端家将毛公宝鼎典押给华俄道盛银行，到期是绝无可能赎回的，因此自那一刻起，毛公宝鼎就成了各方实力人物竞购的对象。

英国人辛普森是当时最为跃跃欲试者。典押尚未到期，这个窥视中..宝的洋人就收买了端方老友、美国人福开森，福开森找到端家后人，表示愿出诚意价收购宝鼎。

端家后人觉得价码太低，一边要求加价，一边表示不肯割让。

此事传开后，舆论哗然，文化界竭力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海外，不然将愧对祖先和后人。据北洋时期曾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长的王献唐回忆，奉系狗肉将军张宗昌督鲁时，山东文化界曾发起国宝”还乡“，那时的代价不过是四万银元，但张宗昌一介武夫，根本不把宝鼎放在眼中，最终功亏一篑。

后来，又有人想中间做局，先将宝鼎从华俄道胜银行赎出，然后再高价倒卖给权势正如日中天的张学良。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从人生之巅坠入深渊谷底，此后再无高价收藏古董的闲情逸致。

据石业华在《稀世国宝毛公鼎》中记载：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歇业清理，将毛公鼎转押给北京大陆银行。1930年北京大陆银行清理该行抵押收藏的毛公鼎，急于处理，收回押款，缘由是自1911年毛公鼎抵押给华俄道胜银行二十年来，本息已逾十万元。被押国宝毛公鼎理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购珍藏，可惜该院没有这笔经费。

就在这个时候，为防止国宝流失海外，北洋时期曾出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怒联手，以极高的代价，终于购得毛公宝鼎。

三人联手购鼎之后，叶恭绰又变卖其他收藏，购买郑冯两人持有的那一部分，几经周折，终于独自拥有了毛公宝鼎。

叶恭绰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祖父叶衍兰(兰台)金石、书、画均闻名于世。其父叶佩含诗、书、文俱佳。清末，叶恭绰入仕任职邮传部，北洋时期历任几届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交通总长，论才干，其人没有酸腐之气，论操守，其人颇有君子古风。

叶恭绰买下毛公宝鼎后，一直将之藏在天津寓所中，其间他曾拓下宝鼎铭文，分送亲友，鉴赏研究。日寇全面侵华后，天津顷刻间沦陷，叶恭绰不愿做汉奸亡国奴，之后携带毛公鼎南县上海，住在懿园寓所。

在上海懿园寓所，叶恭绰只住了四个月，上海便沦陷了。无奈之下，叶恭绰只好避走香港。行前，他将家中所藏七箱文物，寄存在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宝鼎。

自从私藏毛公宝鼎，无形之中，叶恭绰似乎也陷入了动荡不安乃至不祥之中，其中有一事很让他耿耿于怀。避走香港时，他的姨太太潘氏执意不走，叶恭绰起初不解其中缘由，谁知刚避逃到香港，潘氏就朝叶恭绰胸口插了一刀。

原来，这潘氏已经红杏出墙，并且早已对叶恭绰的私藏垂涎三尺。叶恭绰人在香港时，她威胁说，如不将留沪家财交予她，她便将叶家私藏毛公鼎的秘密报告给..人。

受到昔日枕边人的威胁，叶恭绰倒吸一口凉气，随后他一边假意答应潘氏的要求，一边急电时在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人的侄子叶公超，让他火速前往上海，设法保护毛公鼎。

叶恭绰嘱咐叶公超说：”美国人和..人两次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国之重器，不宜私藏，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1939年春夏之交，叶公超不辱使命，涉险抵达上海后立即和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的兄长叶子刚取得联系。兄弟俩经过一番商议，很快将毛公鼎从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转移出来。叶恭绰姨太太潘氏嗅到风声后，自觉如意算盘落了空，于是恼羞成怒地向..宪兵队告了密，结果叶公超没来及逃离上海即遭到..宪兵队逮捕羁押。

在..宪兵队的监牢里，..人对叶公超威逼利诱，七次使用大刑，叶公超虽备受摧残，但始终没有吐露毛公鼎的真实下落。

远在香港的叶恭绰得知侄儿被捕，立即打电报给叶子刚，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救人。依托叶家的名望，叶子刚在上海滩颇有些活动能力，为了救弟弟，他以重金开路，先后走了赵叔雍、陈公博、汪精卫的路子。

大汉奸告诉叶子刚，救人可以，但叶公超必须配合..人的要求。

叶子刚揣摩这句话，随后酝酿了一个偷天换日的大胆计划。他先是用金钱对..宪兵队上上下下进行了一通贿赂，接着让妹妹以探监之名，进入监牢向叶公超递话，说他准备托人造一假鼎，让叶公超假意屈服，表示愿意交出叶家所藏宝鼎。

叶公超按照叶子刚交代的时间，逼真地演了这一出戏。

使人称奇的是，..人得到叶子刚处心积虑伪造出的宝鼎赝品，竟没有看出破绽，他们找来的专家均认定叶家交出的”宝鼎“是真品。

经过这一番惊心动魄的营救，叶公超终于逃离虎口。

为了能将毛公宝鼎顺利地运出上海，随后叶子刚、叶公超又配合着演了另一出戏。

叶子刚对弟弟说，要想顺利地运出宝鼎，必须营造出宽松的环境，最好能拿到一张特别通行证。

叶公超问哥哥，你计划怎么做？

叶子刚说，汪精卫有意拉我落水，这是可以利用的。

据叶子刚回忆，某一日，赵叔雍登门找到他，表示汪精卫要宴请他。第二天，汪精卫果然派了一辆防弹汽车来。

席间，汪精卫对叶子刚说，你应该叫我世叔，我和你曾祖兰台公是师生，和你叔父誉虎（叶恭绰）是在中山先生大本营同事。现在东亚和平已成定局，你告诉誉虎，快不要再玩古董，出来玩玩人民。古董是死的东西，人民是活生生的东西。

叶子刚为了得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对汪精卫所言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大半年之后，叶子刚所说的宽松环境营造出来，叶公超趁机摆脱监视，持一张特别通行证终于把毛公宝鼎偷运到香港，”完璧归赵“地交到了叔叔手中。

1941年12月，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沦陷。此时的叶恭绰因为拒绝出任伪交通部长，行动受到..人的严密监视，处境非常的艰难。

为了摆脱险境，叶恭绰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返回上海，如此可给..人造成一个”并未顽抗“的假象，也可更好地保护毛公宝鼎。

将毛公宝鼎再一次运回上海，叶恭绰拜托的是一位德国友人。宝鼎与人安全返回上海后，叶恭绰为了不落水，不当汉奸，一直宣称身犯重病，不能出门。

因为闭门不出，坐吃山空，渐渐地，叶恭绰的生活便陷入了艰难境地。迫于生计，最后叶恭绰不得不将包括毛公鼎在内的两百多件文物转让给当时上海滩的一位巨商，陈咏仁。

大概是出于对陈咏仁有所了解，向其转让毛公鼎的时候，叶恭绰提出了一个条件，一旦抗战胜利，要将这件国宝交给国家。

陈咏仁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后来在江苏无锡开设了铁工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惑于私利，罔顾民族大义，以名下的江南公司与..军部做生意，用五金材料加工产品，制造机械，直接为..军需服务，发了不小的国难财，其实质无疑是经济汉奸。

叶恭绰向他提出抗战胜利毛公鼎要上交国家，是算准了他有汉奸的恐慌心理，有逃避惩罚的现实所需。

然而，等到抗战胜利了，事态的发展还是超过了叶恭绰的料想。

一开始，确如叶恭绰预想的那样，在严惩汉奸的呼声下，陈咏仁为了安全上岸，主动通过叶恭绰等著名人士联名致函政府，表示愿意捐献国宝。然而，随着公开信发出，新闻记者纷纷上门，事态很快便失控了，紧接着陈咏仁的黑历史就被挖了个底朝天。

陈咏仁一看事态不妙，担忧被当作”经济汉奸“遭到处置，大事还没料理，便携带家眷逃向了海外。

陈咏仁一逃，随之而来的就是军统抄家，而毛公鼎究竟是怎么浮出水面的，也因此有了许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陈咏仁在外逃之前，为了身家性命，已经将宝鼎私自献给了军统戴笠。而戴笠得到宝鼎后，未过几个月就坠机而亡了。老蒋得知此事内幕，派特务追查，最终在军统局找到了毛公鼎。

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更具戏剧色彩——

抗战胜利后，戴笠命沈醉到上海查找失落的文物，其中特别提到”这次到上海务必找到一件国宝级文物——毛公鼎“。沈醉赶到上海时，陈咏仁已经外逃，其房产已经被军统接收做了一个办事处。

起初，沈醉追查毛公鼎并不顺利，后来他干脆将上海所有的古董商传讯到设在陈咏仁家的这个办事处。

当时，这个办事处的办公室内设有一组太师桌椅，桌下有一焚纸炉。

沈醉坐在太师椅上逼问上海的古董商，我这次到上海就是要找到毛公鼎，如果你们其中有人知情不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些古董商面面相觑，摇头低叹。就在这时候，一个古董商忽然注意到了桌下的焚纸炉，再一打量，不觉就惊叫了起来：“呜呼，呜呼！罪孽，罪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国宝毛公鼎就在你的脚下啊。”

众人一听，连忙搬出宝鼎，除去纸灰，鼎内果然有清晰可见的铭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星岛晚报》刊登了一篇《毛公鼎充字纸篓》，此文的作者系曾经的..军第一、第十绥靖区少将参议兼驻沪通讯处主任。他说，当国民政府接到陈咏仁所具献奉毛公鼎的私函后，曾派一位大员依址前往陈宅，但到了那里，才发现陈宅已经遭到军统查封。

为了查找毛公鼎的下落，之后这位大员便来到杜美路上海军统办事处，然后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废铁似的圆炉。

这位大员觉得东西比较蹊跷，便问军统的特务，这是什么东西？哪来的？

军统的特务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又旧又重的铁家伙，是在陈咏仁家抄来的。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暂时放在这里，权充字纸篓派用场，等收废铜烂铁的人来，就让他收买去。

这位大员一听，再一仔细查看，大叫一声，这就是毛公鼎！

抗战胜利之后，关于毛公鼎的下落，不管哪一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毛公鼎最后落到了军统手里，不管戴笠有无私吞之心，实质上他都曾占有过毛公鼎。只是他几个月后突然暴死，毛公鼎这才从军统局浮出水面，否则它的下落可能会更加地扑朔迷离。

据叶恭绰的侄子叶子刚回忆，毛公鼎是被戴笠强索去的。得知此事后，叶恭绰曾对叶子刚说，叶家守护此鼎，虽有大功。但自端方私藏以来，此物屡现不祥之兆，我家不宜保存，献出亦不足惜。

毛公鼎自军统局浮出水面后，原本由上海市教育局成立专门..，负责接收保管。就在这个档口，当时主管文博事业的徐伯璞，几经奔走，最后将毛公鼎送入了中央博物院。

正是由于徐伯璞的奔走运作，..败逃后，毛公鼎才会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否则，它极有可能留在上海······

毛公鼎，自1843年出土到1946年成为国家收藏，100多年间凡与它有牵连的各种人物，无一不遭遇了各不相同的人间悲剧。然而，正如百年中国的国运一般，历经沧桑巨变，它最终还是要归于正位，去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